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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僧史国良

发布日期:2012-08-21  来源:匿名

   史国良作品风格演变 从风格演变上讲,史国良的作品可以大致划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。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不仅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,而且在主题上、意义和境界上也相去甚远。 80年代史国良所面临的课题是:既要以严谨的写实造型来塑造生活和人物,又要解决写实性造型和写意性笔墨之间的融合问题。进一步讲,也就是写实主义的结构、空间、体积、光影和写意性、表现性水墨有没有可能融合成一种整体性风格。

   这是一个大课题,自徐悲鸿以来,这个课题一直困扰着不同年代的画家们。写实主义中国画饱受指责,也是因为这一课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。史国良的机智之处在于,他既把水墨当作塑造形象的手段,使之服从写实造型规律,又在衬景、衣服等处发挥水墨的写意、表现性功能,几者相辅相成,共同构成了写实为基础、以写意为主导的抒情风格。从画面中投射出的,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。可以认为,在解决写实与写意、造型与笔墨的问题上,史国良80年代的作品是最具有启示性意义的。

   有论者认为,史国良90年代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其身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,这一估计大体上是不错的,但进一步深究,更应该认为,这种艺术风格和境界的转变--80年代那种生活之美的表达转换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。从这个角度上看画僧的身份、意识和他关注现实、关爱众生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。 史国良笔下展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:礼佛、诵经、劳作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的宗教式的凝重与悲剧意味,而是充满了感受本真之后的欣悦之情,这和史国良80年代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一脉相承的。 这一时期作品形成的显著变化是,在写实造型和写意水墨之外,引入了大量的装饰性要素。西藏瑰丽庄重的佛教壁画、唐卡、图案、服饰、器皿均以辉煌的装饰性丰富了画面。这演变可能出于两种考虑:一是适应西藏题材的特殊要求;一是史国良力图将汉唐时期的工笔重彩传统和水墨画结合起来,以创造出当代中国的一种全新风格。

    艺心向西藏 美丽的青藏高原是纯净而圣洁的。那古老而悠久,神秘而粗犷,自然、宗教、人文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,那淳朴浩然的民风,西藏人那真挚、善良、虔诚的性格,都深深地吸引着他。甚至那些宽袍大袖、那些色彩分明的建筑都仿佛在呼唤着他,感染着他,强烈地吸引着他。用他的话说:有如初恋的感觉,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,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人们。是西藏人那淳朴的心灵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,造就了我水墨人物画的独特风格。

   从1979年入藏写生至今,史国良以西藏文化为主题进行了大量的任务绘画创作。他数十次赴藏采风,几乎跑遍了全藏区,他曾目睹西藏的信徒从四川阿坝徒步叩拜去拉萨朝圣的壮观场面,曾钻进藏民油渍黑亮的帐篷里与他们同吃同住,曾与牧民策马扬鞭在草原上奔驰。他热爱西藏就如同自己热爱绘画和艺术一样,宁愿以身相许、以命相搏。

  《刻经》 他以自己的眼光看西藏、创作出一批反映西藏风土人情的作品,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就是《刻经》。《刻经》是他在1989年画的。当时是他在西藏一个偶然的发现。就在拉萨街头,有很多人在刻石板,刻嘛呢经。这是一种宗教形式,有人就一辈子在刻经,有人一辈子在印经,有人一辈子在转经。其中,他发现一个老头专心致志地在那儿凿,他的手都变形了,他不是从一个角度去凿,而是转来转去、多角度地凿。黑色的背景、穿着白衣服的刻经人、准备刻上嘛呢经的牛头,史国良看到的这个场景很快就出现在他的画作中。

   后来,这幅《刻经》获了奖,这给史国良带来一种新的激励,在深层次上又给他一种力量,从此以后,他更加执着地追求艺术,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画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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